治理随地吐痰既要重罚也要“常罚”，真正让随地吐痰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

4月23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听取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拟规定对随地吐痰、便溺，乱丢废弃物，乱倒垃圾等行为的罚款额度由20元以上50元以下，提高到50元、情节严重的200元。(相关报道见06版)

对于随地吐痰，民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梗。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对于城市化和城市文明的第一印象，就是从随地吐痰罚款开始的。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且不说随地吐痰对城市形象造成的破坏，单就其传播疾病的危害性，与更加重视健康和文明的社会氛围也是格格不入，向随地吐痰宣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加凸现了出来。

文明有时是罚出来的，治理随地吐痰也是如此。网上曾流传一个段子，有人随口吐痰，被罚款20元，结果掏出一张百元钞票，说道“再吐四次，不要找了”。让人苦笑之余，暴露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过低的处罚，如同毛毛雨一样，根本起不了什么痛感。而不能起到痛感的罚款，等于不罚，最起码没多大意义。

“罚得重”显然是“罚得痛”的重要内容。2003年“非典”之后，不少城市都出台“禁痰令”，除了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还出台了力度不等的罚款措施，如长沙定为处以20元至50元不等罚款，上海规定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17年过去了，情况又是如何?当年实施“禁痰令”的城市，现在还有多少仍在严格执行?

“禁痰令”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执行难和坚持难。在城市街头，尤其是在人群之中，在一些隐蔽角落，想要及时“揪出”随意吐痰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即便发现了吐痰者，从提出处罚到完成处罚，也往往会经历一番周折。包括禁止吐痰在内，文明习惯的养成非一日之功，即便短时间不惜成本，发动大量志愿者上街，也会面临成本过高、后续乏力的问题。

一项处罚要想发挥最大作用，既要重罚也要“常罚”，而且往往是“常罚”比重罚更重要。任何一种处罚，在程度上都是相对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提高，而再高的处罚，如果成为落不下来的靴子，都不会起到应有的约束效果。正如汽车在道路上行驶，不遵守交通规则就要扣分罚款，可如果违章百次只那么“中奖”罚一次，还会有多少人把规则当一回事?

因此，治理随地吐痰既要重罚，也要“常罚”，真正让随地吐痰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可以借鉴治理交通违法的经验——在现代城市，交通行为多样且复杂，哪怕把再多的交警派上马路，相对于不断增长的车流都是不够的。现在交通执法已经走向智能化，通过先进的交通设备构筑起天罗地网。治理随地吐痰，也要充分发挥摄像监控等先进设备的作用。此外还可以考虑协同作战，比如实现跨部门联动，把现有路面人力资源全部用起来，对现代化手段共建共享。

城市治理是一个系统课题，治理随地吐痰也要有系统思维，要将其纳入城市治理的大框架。如果能够充分调动起现有的路面资源，充分发挥出现有技术设备的作用，就能通过重罚和“常罚”做到“罚得痛”，推动市容环境卫生实现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