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发现西汉至三国时期“新都城”城址 古蜀“三都”之一重见天日

（“新都城”铭文砖拓片。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中新网成都12月15日电 (记者 岳依桐)记者15日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2021年8月起，该院在青白江区城厢天府文化古镇开展了近一年考古发掘工作，共在该遗址清理各类遗迹100余处，时代自战国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都城”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杨洋介绍，该遗址发现的最重要的文物就是刻有“新都城”铭文的汉代夯土城墙包砖，这些铭文砖有的出土于晚期城墙外侧底部，有的出土于晚期遗迹内。时间应为东汉晚至蜀汉时期。铭文砖为长方形，长45.5厘米、宽22.5厘米、厚8.5厘米。铭文写法可分为篆书和隶书两种，不同模翻印，有正书、反书两种写法，个别四周有边框的铭文砖与“绵竹城”砖类似。

（Q1城墙外侧发现的“新都城”包砖。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东晋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有金堂山”。但是这几处城址的地望史料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新都城”遗址的发现为寻找“新都城”地望明确了方向。

杨洋介绍，“新都城”遗址的发现，将文献记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年置白牟县)的城厢镇置县史提早了700余年，不仅为研究城厢镇行政区划沿革提供了实证，同时廓清了以往学界认为的两汉至三国时期新都县地望在军屯镇的谬误。“新都城”遗址城内发现的铸铁作坊遗存可能为熔炉或者炒钢炉，为研究成都平原两汉时期的冶炼规模和技术、鼓风设备、金属加工工艺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两汉城墙航拍。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据悉，城厢古镇“新都城”城墙使用年代为两汉至蜀汉时期，该城址是成都平原历史时期目前修建时间最早和延续最长的城址，同时也是四川地区第一座城墙、壕沟、“新都城”包砖三位一体共同展现的汉代城墙遗存。城墙底部叠压战国晚期至秦代灰沟，结合周围发现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遗址和墓地，不排除城墙的修建年代上限可以早至秦代。

（出土的元代仿铜礼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新都城”城墙砌筑方式为先在地势低洼处垫土，平整地面，内侧开挖基槽，外侧将早期遗迹填平，再在其上采用版筑方式分段分层平夯，逐层加高墙体，部分区域发现有夯窝痕迹，多为圆形，推测可能用木夯具夯筑，每层小夯层厚约15厘米至30厘米；上部为晚期城墙，最宽处10.5米，残高约0.3米，修建时代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在早期城墙基础上补筑或増筑，城墙外侧底部残存有“新都城”铭文的包砖，内侧则未发现包砖。

（南壁地层和城墙夯土剖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杨洋介绍，遗址出土了西汉时期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上面装饰有拍印绳纹，出土了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夹砂红陶鼓风管，应该与铸铁手工业遗存相关。遗址内还出土了明代早期21件龙泉窑东区窑址生产的青釉瓷器，器形有高足盘、碗、盘、壶等，有趣的是，这些瓷器都放置在由三口铁锅上下扣合的一处窖藏内。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表示，“新都城”遗址不仅发现有城墙、壕沟等城市防御设施，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数十块“新都城”铭文的城墙砖，以实物证据明确了城厢镇在西汉至三国时期为蜀郡、广汉郡的“新都城”所在地。该遗址为古今重叠性遗址，是城市考古的又一典型遗存，延续时间久，堆积丰富，为研究汉代城址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键词： 成都文物 三国时期